贺承松 编译

【所评书目】

Diana T. Kudaibergenova,Rewriting the Nation in Modern Kazakh Literature:Elites and Narratives,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7.

【文献来源】

Eva-Marie Dubuisson,“Rewriting the nation in modern KazakhLiterature,”Central Asian Survey,Vol.36,No.4,2017,pp588-590.

【作者简介】

（1）书籍作者：戴安娜·库达伊別列根诺娃（Diana T. Kudaibergenova），剑桥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她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亚地区意识形态、后苏联当代艺术中的权力、国家和抵抗等。

（2）书评作者：伊娃-玛丽·杜比松（Eva-Marie Dubuisson），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人类学与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人类学、语言意识形态、中亚民族主义、中亚口头叙事传统、欧亚大陆的地理和生态等。

在《民族改写》一书中，社会学家戴安娜·库达伊别列根诺娃追溯了漫长的二十世纪以来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族”文学经典变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人物和主题。从苏联历史分段的元断代学（metachronology）来看，不同代际的知识分子在创作历史与文化作品时，是以一种“复杂和情境化的过程”呈现出来的，这其中涵盖了作者在讲述民族故事时自身的“竞争和抱负”。库达伊别列根诺娃介绍了一系列作家和他们主要作品的部分文本分析，这也包括对当今国家建设氛围的反思。她强调了后殖民族裔民族主义定义文学历史经典的局限性，转而关注文化生产和史学在“民族”观念形成过程中的争论、冲突和意识形态条件，以及这种观念被描述为“历史”的方式。

库达伊别列根诺娃认为，苏联的现代化包含了对文学经典的创造与生产，为了想象“民族”并创造出今日被继承的“哈萨克斯坦”，甚至需要通过一些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与批评的形式来实现。在20世纪早期到中期，苏联学术界的哈萨克作家致力于调和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叙事，并且以创造性的新方法使用档案来逃避苏联的审查，到20世纪70年代，一种更坚定的“反殖民”传统建立起来，（它）使用创造性和梦幻般的叙事和象征手段来改造、恢复甚至重新发明历史空间，而不使用线性的苏联式的现代性模型。依循着霍米·巴巴（Bhabha）（1990）的观点，她问道，哈萨克斯坦人（Kazakhstanis）最终如何“（重新）书写这个民族”?

在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早期的社会机械化需要一定的进步和变革叙事，如作家贝姆贝特·麦林（Beimbet Mailin），他塑造的本土“英雄”的人生轨迹反映了工业发展和地方阶级结构对抗。其余作家，如萨肯·塞夫林（Saken Seifullin），也被苏联当局称赞激发了哈萨克主角的“革命精神”和“阶级意识”。麦林和塞夫林成为了共和国新“哈萨克经典”文学的早期代表，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其他杰出人物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比如江布尔·扎巴耶夫（Zhambyl Zhabayev）和阿拜·库南巴（Abai Kunanbai），他们支持俄罗斯人，而他们的口头文学作品则通过翻译和出版成为共和国经典。在苏联民俗学家穆合塔尔·阿乌埃佐夫（Mukhtar Auezov）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传记《阿拜之路》（Put’Abaia）中，诗人阿拜被赋予了生命。库达伊别列根诺娃认为，通过创造一种如同哈萨克游牧生活百科全书式的、充满日常生活细节的新历史小说形式，阿乌埃佐夫是第一个开始反抗这种意识形态殖民的主要人物，即使中心人物—诗人阿拜—从一个富有的巴依（bai）自觉地转变为“人民之子”。在对这部重要作品的分析中，库达伊别列根诺娃解释了为什么阿乌埃佐夫的《阿拜之路》不仅成为了哈萨克苏维埃文学的支柱，而且在后苏联时代对“哈萨克性”（Kazakhness）的解释中也经久不衰。

草原、游牧生活方式、地理以及系谱（shezhire）等主题在库达伊别列根诺娃对后来作家的分析中继续出现。如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伊利亚斯·叶森伯林（Ilyas Yessenberlin），他强调的世系网络创造出了一种与前苏联/前俄罗斯过往的具体联系，一种不一样的政治社会结构模式和团结与斗争的不同模式。叶森伯林作为《游牧人》三部曲（Koshpendiler）和《金帐汗国》（Altyn Orda）的作者，是第一批将苏联的计划视为殖民行为并在自己的历史表达中重拾哈萨克斯坦“民族”身份的作家，不再全部使用苏联的解释模型，而是通过谨慎的创造性融合叙事、象征和遗产来“打败”苏联的审查为过去提供一些连续性，即使这仍在“苏联民族性”（Soviet nationality）的范畴内进行。苏联初期的现代主义作家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描述为“落后”（文盲、肮脏、父权制和阶级森严）的，后来的作家拒绝了这种叙述，并寻求一种新的可以称赞游牧往事的文化史。

库达伊别列根诺娃致力于将作家描述为档案学者——愿意从事持续而艰难的工作，尽力搜索过去的记录，并创造自身历史编纂的新体裁。《民族改写》中的历史有一种复苏的感觉，那她笔下的作者们在每个十年——几乎日益不同和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正在快速复苏着什么（以及为什么）呢？很难忽视库达伊别列根诺娃自身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文学档案中，我们从她自己的作品中感受到的紧迫感和兴奋感，就像我们从她的主要人物身上感受到的一样。作家们觉得自己充满活力，充满激情，充满人性；也许她章节中最好的例子是作家穆合塔尔·马戈因（Mukhtar Magauin）的部分，他是叶森伯林的学生，对他来说，“档案是迷人、快乐、精神开放和绝望的空间”。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马戈因从诗人和史诗吟游诗人（zhyrau）以及家谱与祖先中获得了深刻的灵感。他在小说人物中展现了自己的另一个自我，比如在著名的《男人》中，他通过引入后来的异见人士自传体打破了传统。

在有关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国际主义的精彩章节中，库达伊别列根诺娃描述了在非洲和亚洲作家国际会议充当“苏联文学大使”的中亚作家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会议不仅引起了同外部更广阔的后殖民世界的联系，而且也引起了库达伊别列根诺娃所谓的“去殖民”想象，这意味着远离或超越苏联的权力和地理，并在更全球化或讽喻的作品中反映出来（如阿努尔·阿利姆扎诺夫（Anuar Alimzhanov）或萨蒂姆扎·桑巴耶夫（Satimzhan Sanbayev）的作品）。后来的作家，比如沃勒扎斯·苏莱曼诺夫（Olzhas Suleimenov），采用了特殊的后殖民策略重读俄罗斯的经典历史文本，以恢复其中有关于突厥和游牧文献的认识；苏莱曼诺夫还对古突厥文字和古代草原历史中腾格里主义的“黄金线索”进行了分析。他的著名小说《阿兹亚》在第一次出版后（1975年）即被禁，苏莱曼诺夫被要求为质疑俄罗斯历史道歉，这一丑闻使这本书成为了哈萨克异见人士的持久象征，并影响了其他作家，比如穆合塔尔·沙汉哈夫（Mukhtar Shakhanov）。和在他之前的其他哈萨克作家一样，苏莱曼诺夫公开质疑历史创造中的高度建构性，以及在“过去”的景观中“找到”自己当前意识形态的欲望。

随着苏联后期的动荡和最终的独立，一种新的后殖民写作如今摆脱了苏联的审查，但与政治上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融合在一起，并在某种程度上被它俘获。一种“文化失忆症”的观点，即认为哈萨克人由于苏联的意识形态压制而“失去”自身历史，成为了作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执念，但依据作者与(后)苏联哈萨克斯坦作家和知识分子杰罗德·贝尔格（Gerold Belger）的洞见，库达伊别列根诺娃小心翼翼地提醒我们，“族裔民族主义”的范畴完全不足以捕捉文学史的复杂性，也不足以捕捉这些作品在今日更广泛的全球化和媒介景观，“阿拜戴着苹果耳机，他的《阿拜箴言录》（Qara Sozder）在iTunes上播放”。

在《民族改写》一书中，库达伊别列根诺娃清楚地表明，“民族”不是被给定的，不在时间或空间上固定，而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政治动态中不断发展的。她之所以能够从文学的角度有效地追溯这一论点，是因为文化生产是前加盟共和国建立苏联民族性的核心机制。库达伊别列根诺娃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揭示了在苏联时期“国有化政权”（nationalizing regimes）的情况下，许多作家(曾经处于中心地位)被赶出了这些政权，“因此失去了确定民族构建议程的控制权”。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因为苏维埃革命者取代了阿拉什(哈萨克斯坦独立)运动成为了苏联早期学者中的反沙皇、现代主义知识分子；这样的变化模式一直延续到独立初期，一些先前受到压制的作家如今脱颖而出，而另一些则被悄悄排斥。

库达伊别列根诺娃的作品雄心勃勃且在文学史书写的广度上令人记忆深刻。她的取向是在研究中重新评估族裔民族性（ethnic nationality），而关注其他的视角也是饶有趣味的。例如，我们不仅可以在哈萨克斯坦背景下阅读不同代际的作家们，还可以在更广泛的苏联文学作品背景下阅读这些作家（例如，与俄罗斯作家的东方主义或欧亚主义相比较，或者与其他中亚作家的作品相比较），以便了解“哈萨克”版本如何反映和折射其他可能的种族、社会主义甚至神话历史。这将有助于更明确地理解与界定“民族”同“国籍”、“哈萨克人”同“哈萨克斯坦人”的概念。不过这本书仍完成了它的主要目标，即提供一个受欢迎和必要的视角来了解20世纪哈萨克斯坦作家的生活和世界，这将对研究（后）苏联文学和民族主义的学者有所裨益。

【编译者简介】

个人简介：贺承松，水帘洞导航入口2020级国际政治班本科生。

【校对者简介】

董一兵，山西临汾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大外交智库研究员。本科就读于长治学院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期间获得一次三等学业奖学金。硕士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所学专业为国际政治，在读期间连续三年获得学业奖学金。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文章一篇。邮箱：dongyb20@lzu.edu.cn。

【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

为了解学术前沿，开阔学术视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水帘洞导航入口以研究生“笃研”读书会为依托，组建“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团队”。团队主要负责编译俄罗斯、中亚、南亚和高加索等国别与区域研究相关的外文文献，包括学术期刊论文、书评、地区热点及重大事件的相关时评等。自组建以来，编译团队已推出180余期编译作品。现有编译人员30多名，主体为水帘洞导航入口、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有恒·欧亚学术编译”实行组稿与自由投稿相结合的方式。欢迎校内外对欧亚问题感兴趣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投稿，投稿邮箱：zhouwj21@lzu.edu.cn。编译作品将在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水帘洞导航入口网站、微信公众平台同步刊出，一经采用并发布，即奉上稿酬，以致谢意。敬请各位同仁关注、批评与指正。

本文由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水帘洞导航入口组织编译。所编译文章仅供专业学习之用，相关观点不代表发布平台，请注意甄别。

编译：贺承松

校对：董一兵

审校：李益斌